最近两周，阿楠梦见过外婆很多次。

　　外婆不幸去世以后，阿楠有点奇怪，妈妈似乎很平静，和往常没什么两样。

　　直到有一次，妈妈翻到很多年以前给外婆写的信。情绪就再也绷不住了。

　　妈妈哭着对阿楠说，妈妈以后找谁撒娇呢？那一刻，阿楠觉得自己反而更像是妈妈。

　　肖劲松明白，疫情让每个人都接受了一场“生死教育”。从心理危机干预的视角看，不少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人，还在学习如何面对。

　　“身体状况好了，心理问题却出现了”

　　1月30日下午，肖劲松接到医院感染科主任的紧急求助电话：一位患者情绪激动，不配合治疗，有轻生的念头。

　　病房里，不安的情绪从患者不停挥舞的手臂蔓延开来。护士给她打针，几次都打不进去。

　　原来，他们一家七口人都被感染。包括她的父母、丈夫还有6个月大的孩子。“我把一家人都害了”，她的语气充满自责和负罪感，“我是家里的罪人”。

　　肖劲松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、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。进到病房和患者谈了三十分钟，肖劲松说，通过谈话找到她心里的结是第一步。“我还有没有救？”“我的家人能不能得到救护，能不能治好”？这些疑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，需要做的是调整他对事件的认知模式。

　　“疫情之下，你也无能为力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”“你不是罪人，你和家人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全家人是团结一致的，你们共同的敌人只有病毒”。

　　几天后，肖劲松得到反馈，这位患者的情绪逐渐平复，也在积极配合治疗。另一个好消息是，她的孩子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没有被感染。

　　肖劲松还接到过一位男性患者的求助，电话里的声音急迫而无助，“请你无论如何都来病房一趟”。心理医生为了尽可能减少传染的风险，对患者的心理救援更多以电话的方式进行。“但有的时候，患者就是需要一双看得见的手拉他一把”。

　　这名患者入院时病情并不算重，但情况却在一个晚上急速恶化。“病人可能经历了免疫风暴”，血氧饱和度从100骤降到50。幸运的是，在医生们紧张讨论到底要不要上ECMO时，4个小时后，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。这名患者也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康复病房。

　　但他偏偏是在病情持续向好地情况下寻求紧急心理支持。

　　原来，除了血氧饱和度最差的那段时间，他始终保持清醒状态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经历了怎样惊险的过山车。

　　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也遇到了类似案例，有时心理问题并不只是以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，“医生通知一位患者准备出院，但听到‘好消息’，患者反而出现了胸闷、喘不上气的症状”。

　　王振说，其实这些身体症状并非来自于新冠肺炎，而是来自心理问题。“我感觉自己没有康复，为什么让我出院？”“出院以后隔离点条件不好怎么办？”“家人会不会不欢迎我？”

　　经过心理疏导，这名患者症状逐渐消失。三天后顺利出院。

　　在王振和队友们支援的金银潭医院，病房里的焦虑、抑郁并不少见，他说，“不少病人身体状况减轻了，心理症状却显露了出来”。

　　

　　“与地震不同，疫情持续时间长，

　　甚至可能出现复合型创伤”

　　王振的团队2月21日抵达武汉。此后，以精神科专科医生为主的心理医疗队，由国家卫健委统一组织，从全国各地陆续赶赴武汉，进入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。“这次疫情有特殊性，持续一个月左右时人们仍处在‘应激期’，在这个时间点有序、科学地开展心理干预，是及时和必要的。”

　　王振说，除了临床患者的“心理急救”，更多的心理援助以缓慢而持续的节奏展开。

　　“特别是对那些在疫情中遭遇重大变故甚至亲人离世的人来说，心理创伤导致的抑郁甚至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,大多会在1到3个月后出现，少数甚至会在1年以后爆发。”

　　那场大哭之后，阿楠开始读懂了妈妈，“她也曾是个孩子，她也是第一次面对失去。”

　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“心心语心理热线”心理咨询师李智，是来自北京的心理志愿者。她曾经听到一个类似的困惑，一位来电者求助，自己似乎失去了哀伤的能力，“我爸爸前几天去世了，我和爸爸关系很好，可我为什么并不那么难过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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